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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信任要靠行动重建

文章来源：178 更新时间：2013-06-13 [字体：大中小]【关闭】

　　环球时报赴瑞士特派记者（张杰俞自芬）“你准备捐多少钱？”在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简称ICRC)总部，有人一见到记者就这样风趣地发问。今年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150周年。150年来，ICRC发起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人道工作网络。
　　什么是“人道”、什么是“慈善”，这样的组织又该如何接受外界的监督？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专业人士那里，记者听到很清晰的解读，尽管很多内容是围绕着ICRC自己来说的，但对处于“困境”的中国红十字会，很多观点都极具借鉴和参考价值。已在ICRC工作40多年的大会委员弗朗索瓦·比尼翁说：“应用理想指明方向，用行动面对质疑。”外部资源主管克里斯托夫·哈尔尼什说：“人道不是慈善，这是一件非常复杂、专业化的事情，不会比运营公司简单。”刚访问过中国的东亚、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行动部主任阿兰?埃施利曼认为，“公信力的重建需要很长的时间”，中国红会改革只能自己去摸索。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千古功过任人评说”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档案馆，管理员法布里乔·本斯专门为记者准备了有关中国红十字会的档案，其中有庆亲王等清朝官员关于清政府成立红十字会的照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红会会长向ICRC高层发出的访华邀请信，甚至还有《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2日的剪报——《为什么要纪念孙中山先生》——ICRC时任主席应邀参加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建立后，它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表现赢得世界信任——对双方战俘进行救助，这比20世纪20年代《日内瓦公约》提出的相关理念超前半个世纪。不过，本斯也表示：“委员会也有错误的地方，比如二战中没能尽可能地保护犹太人和苏俄战俘，虽然有种种理由，时任主席也引咎辞职，但这永远是我们的一道疤痕，我们必须直视。”据本斯介绍，ICRC对自己的档案和历史持完全开放的态度，“任何人都可以参阅，也可以对ICRC的任何行动提出看法和批评，我们不会做任何干涉，我们能做的，就是回答他们的问题”。“或许ICRC可以撰写官方的回忆录，但回忆录永远不是历史。”本斯的这番话，颇有些千古功过任人评说的意思。
　　年近七旬的弗朗索瓦·比尼翁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大会成员之一，大会是ICRC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对该组织所有活动进行监督，决定其政策、整体目标和组织战略，批准预算案和通过决算案。大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也就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比尼翁1970年就投入到ICRC的工作中，比尼翁告诉记者，这么多年他感受到了使命与关爱，是ICRC创始人亨利·杜南的理想指明着前进的方向。经历过一次次国际援助的比尼翁说，当今世界，整体局势虽大体稳定，但小冲突不断，而且牵涉的势力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ICRC救助的成本越来越高，危险系数也越来越高。前几年，曾有一名ICRC员工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遭绑架，并惨遭杀害，这对ICRC震动很大。
　　正如比尼翁所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委员会深信不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会面对外界的各种质疑。对此，以比尼翁为代表的ICRC人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公正无私的，也并非所有人都是热爱和平的。因此，我们只能用行动来说服人们，而不是试图通过说教。”

　　“不能败坏了‘人道’这个词”

　　“你准备向ICRC捐多少钱？”负责善款工作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外部资源主管克里斯托夫·哈尔尼什，一见到记者就这样风趣地问。曾任委员会非洲事务总代表的哈尔尼什如数家珍般地向记者列举了ICRC的预算需求与经费来源状况：“预算分为用于支付内部开支的总部资金需求和用于各项一线救助活动的紧急资金需求。今年的内部开支约1.9亿美元，一线救助资金约10亿美元，这10亿美元被用于我们分派在包括北京在内的81个代表处的救助活动中。”据他介绍，ICRC91%-92%的经费来源于各国政府资助，4%-5%来源于各国红十字会的捐助，其余的3%-4%来源于私人、公司和私人基金的捐助。现在最大的资金捐助国是美国，其次是瑞士和欧盟。
　　虽然捐款很多，但是需要花费的救助资金更多。哈尔尼什说：“我们不会主动去寻求任何形式的资金，也不会祈求别人的捐款——这是我们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的捐款都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也没有人有义务向委员会捐款”。哈尔尼什还说：“政府希望花钱的地方，并不一定是真正需要花钱的地方。将钱花到刀刃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钱的质量。”
　　据哈尔尼什介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每年都要向捐款者做两次资金使用报告，“目的就是为了赢得每个人的信任，因为如果他们不信任我们，我们就不会获得捐款”。ICRC每半年向捐款者提供每个救助项目的工作汇报，从救助项目的计划、预期达到的目标、已达到的进展、所花经费数额、剩余经费数额、经费剩余的原因、未达预期的原因等等，无所不包。
　　为保证公平，委员会向每位捐助者都提供完全相同的报告，不会因为捐助资金的不同而区别对待。除文字报告外，委员会还邀请捐助金额排在前18位的各国外交官员和政府官员实地进行考察。这种持续一周的考察每半年一次，双方就救助项目的效果进行讨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保证委员会资金使用的透明，建立信任关系。
　　除向捐助国提供监督机会之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有内部和外部两套监督体系。ICRC内部有一个直接向主席负责的5人监督审计小组，他们随机抽取六七个援助项目，会同总部的开支情况进行审计，并提出如何改正错误的方案。哈尔尼什说：“对我们自身而言，这是一面十分必要的镜子。”而外部监督体系则同其他的国际组织相似，ICRC也会邀请专业的审计团队对运作的项目进行审计。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采访期间，记者听到国际红会人士讲述最多的是：“人道主义需要同救助者建立信任关系，向他们解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独立原则要求我们不能被操纵和利用。”哈尔尼什还提到，目前世界上有太多的所谓人道性质的非政府组织，但很多都是打着人道的幌子招摇撞骗，“他们败坏了人道这个词”。哈尔尼什让记者陷入沉思，他说：“人道不是慈善，这是一件非常复杂、专业化的事情，不会比运营公司简单。所谓慈善，是那些富人捐捐钱了事，而人道主义则需要很多专业的技术——救灾的技术、援助的技术、资源分配的技术、发展规划的技术……”
　　在谈及如何应对外界质疑时，哈尔尼什表示，如果一个慈善机构出现丑闻，此前所有同捐助者建立信任的努力都将白费，而在丑闻之后重建信任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哈尔尼什举例说：“瑞典红十字会也曾出现主席贪污善款的情况，他们预期，重建同国民的信任可能需要15年时间，这种打击是沉重的。”

　　“赵白鸽是很好的改革者”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东亚、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行动部主任阿兰·埃施利曼今年5月中旬陪同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访问中国。埃施利曼告诉记者：“中国红会和我们没有任何隶属关系。不仅中国红会，全世界各国的红十字会都和我们没有任何隶属关系。我们会进行合作，为他们的行动提供建议，但我们无权监督任何国家的红十字会组织，也没有任何国家的红十字会从属于委员会，我们自己是一个独立、中立的国际组织。”
　　虽然相互独立，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中国红会的合作正在日益深入。“我们现在在为昆明的假肢装备中心提供支持;去一些学校开展人道主义法的课程;给即将执行海外维和任务的官兵开设课程;为一些部委开设有关公共安全和被拘押者人道待遇的课程;每年在北京大学开设公共卫生与急救的课程;向政府领导者讲解如何应对大规模疫情和重大人员伤亡灾难等。”
　　说到中国红会在海外的援助项目，埃施利曼提出中国国内的一种说法：“中国仍有很多贫困人口需要救助，中国红会为什么还要援助非洲？”埃施利曼说：“我很理解这种想法，但我认为，一般国家红十字会的对外援助项目资金来源不同，对海外的援助不会影响到他们在国内的人道救助质量和数量;同时，通过海外援助项目，中国红会可以学习和积累各种应对人道灾难的经验，从而提高在国内的运作质量。归根到底，救人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这不是一厢情愿就能做好的事情。”
　　埃施利曼告诉记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没有直接参加汶川和芦山地震的相关救援工作，但为中国红会灾后的重建家庭联系工作提供了支持和培训。埃施利曼说，ICRC认为，中国红会在此次芦山地震救灾中表现出很强的专业水平。埃施利曼专门提到目前中国红会面临的信任危机：“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红会在芦山地震救灾中做了很多工作，但公信力的重建需要很长的时间。赵白鸽常务副会长已开始对中国红会进行改革，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赵会长也是一个很好的改革者。但中国太大，中国红十字会的分会也太多，问题也就比较复杂，必须自己去摸索。”关于中国红会的改革问题，埃施利曼和哈尔尼什都向记者表示，ICRC的体制是很独特的，是自上而下集中管理的，也是很难模仿的。各国的红十字会都是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建立的。两人都强调，中国红会的结构很复杂，分会多，管理和协调有一定难度，这也是需要改革的地方。哈尔尼什说：“其实这也是很多国家的红十字会都存在的问题”。
　　中国红会志愿者这些年的表现得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专业人士的赞赏。埃施利曼说：“我们对中国红会志愿者的行动表示肯定。经过汶川地震的考验，中国红会及志愿者的救助、组织水平和素质都有很大提高”。在谈到芦山地震救援期间，因有太多志愿者和热心人进入灾区而造成救援通道拥堵的现象时，他认为：“一个志愿者个体的行动应符合救援工作的整体部署和安排。”哈尔尼什告诉记者：“任何一个人志愿于救助别人都是件好事，但只有依靠一个经验丰富、协调一致的组织，才能真正发挥个人的全部能力，还是那句话——人道主义是一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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